作为领导者要善于视、听、思。《符言》曰：“以天下之目视者，则无不见；以天下之耳听者，则无不闻；以天下之心思虑者，则无不知；辐凑并进，则明不可塞。”用天下人的目、耳、心去看，去听，去思考，才能明察一切，不被蒙蔽。

 

1.明辨是非，不听谗言

 

汉武帝去世时，汉昭帝不过八岁。武帝把他托付给霍光和丞相田千秋、左将军上官桀、御史大夫桑弘羊、车骑将军金日禅等大臣。其中，霍光是大司马、大将军，掌握朝廷大权，威望日高，但他为人耿直，做事不讲情面，得罪了上官桀、桑弘羊等人。当时燕王刘旦想做皇帝，也对霍光不满，就联络宗室刘长、刘泽及大臣上官桀、桑弘羊，想设计除掉霍光。

 

于是，上官桀伪造了一封刘旦的书信，派人冒充刘旦的使者，把信送到汉昭帝手里。信上写道：“大将军霍光检阅羽林军，擅摆皇上专用的仪仗，吃皇上享用的饭菜，不守法度耀武扬威。不经皇上批准，擅往大将军府增调武官，简直是独断专行，没把皇上放在眼里！我担心他有阴谋，对皇上不利。我愿辞去王位，到宫里保卫皇上，提防奸臣作乱。”上官桀、桑弘羊等人做好准备，只等汉昭帝一声令下，就把霍光逮起来。谁知昭帝却没有动静。

 

第二天清早，霍光上朝，听说了这件事，就在偏殿中等候发落。汉昭帝不见霍光，问：“大将军在哪儿？”上官桀答：“大将军因为被汉王告发，不敢进来。”霍光进去，摘掉帽子磕头请罪。汉昭帝说：“大将军只管戴上帽子。我知道那封信是假的，你没有罪。”霍光又高兴又纳闷，问：“皇上怎么知道的？”汉昭帝说：“大将军检阅羽林军是最近的事，增调校尉也不过十天，汉王远在北方，怎能这么快就知道？再说，将军如果要作乱，也不必依靠校尉？”

 

后来，上官桀等人又在汉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，汉昭帝大怒，说：“大将军是位忠臣，先帝嘱咐他辅佐我，谁敢再诬蔑大将军，我就办谁的罪！”上官桀他们看这办法行不通，就商量着让盖长公主出面请霍光喝酒，准备埋伏士兵把霍光杀死，然后废掉汉昭帝，立燕王刘旦为帝。阴谋还没来得及施行，就被汉昭帝和霍光发觉了。上官桀一伙被杀，燕王刘旦也因此自杀。

 

俗话说：“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”不听他人谗言和诽谤之辞，是消除猜疑的重要表现。汉昭帝能够利用情报，精于分析，冷静思考，明辨是非，使陷害霍光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。

 

2.因势制宜，国泰民安

 

四季轮回，万物消长。事物的发生、发展是有规律的，要想做好事情，就要遵循客观规律。“因其政之所以求因与之，则不劳。”作为君主，要做到安详从容、公正沉稳，既会怀柔又能节制，才可以面对天下纷争，保守君位，以防颠覆。这就是鬼谷子在本篇所说：“安徐正静，其被节无不柔。善与而不静，虚心平意，以待倾。”

 

光武帝刘秀在位时，鉴于连年战乱，于是采取了轻徭薄税，兴修水利，惩治贪腐，精兵简政等一系列措施，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，缓和了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。尤其在对西域的政策上得到了体现。

 

汉武帝时，曾几次大举征讨西域，虽压制了匈奴，但劳民伤财，引起了很多矛盾，得不偿失。因此，光武帝改变了征讨西域的政策，不再过问西域之事。甚至关闭了玉门关，拒绝西域各国使节进入。

 

建武二十一年，西域鄯善、东师等国派使臣到洛阳朝见，并遣子入汉做人质，希望附属汉朝。群臣认为，西域各国自前汉就已归附中原，因王莽篡位时国内大乱，使匈奴乘隙以武力征服各国，今汉室中兴，各国愿意归附，理应答应他们的请求。但光武帝认为，国内初定，民国贫弱，如答应各国请求，与匈奴的大战将不可避免，势必付出巨大代价。因此，光武帝拒绝各国附属的请求，好言抚慰，归还礼物和人质，送上厚礼，派人护送他们出玉门关。

 

建武二十七年，功臣朗陵侯臧官、扬虚侯马武上书说，请乘匈奴分裂之际发兵击灭之，以立“万世刻石之功”。光武帝说：“常胜之家，难以虑敌，吾方思之。”众将又请出征匈奴，光武帝下诏：“今国无善政，灾变不息，人不自保，而复欲远事边外乎！……不如息民。”

 

由于实行了与民休养的措施，阶级矛盾逐渐缓和，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并发展，民众安居乐业，全国呈现出了新气象，这就是“光武中兴”的初期局面。

 

后来，北匈奴见汉朝日渐强大，怕威胁到自己，就主动遣使通好，进贡马匹、皮衣，乞求和亲并请求传授汉朝音乐，还要率西域各国使节进贡朝见。光武帝依据安抚笼络的原则，采纳班彪的建议。这样，汉朝边境安定，百姓得以休养，国力得以恢复。

 

3.胸怀宽广，善结人缘

 

《符言》篇讲述了九条立身行事的原则，即主位、主明、主德、主赏、主问、主因、主周、主恭、主名。大旨是君主须宽刑简政，正静不争，暗中注意权谋机变，广罗党羽耳目，以待天下之变。其中要求君主讲究诚信是重要一条。所谓诚信，就是说到做到。假如实际行动与言辞不一致，则难以获得他人的信任。

 

这其实是“循名而为实”的谋略思想，如何正确把握名分呢？鬼谷子告诫我们，“循名而为实，安而完。名实相生，反相为情。

 

故曰名当则生于实，实生于理，理生于名实之德。”

 

只有提高修养，保持正直从容，才能善结人缘。在事情的发展中，人缘好坏可能是成败的重要因素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事业上就会获得更多帮助，进一步走向成功。

 

如何建立人际关系呢？要多和人接触，善结人缘，建立“诚信”的印象，以谦虚的态度与人交往。换句话说，人要去求生意比较难，生意主动跑来找你，就容易做成。自己节俭对人慷慨，讲信用够朋友，就会拥有更多机会。

 

身为君主，应当虚心静意，行德不争，广结盟友，以待天下之乱。做到了内心虚静，就能以静制动，选贤任能。明主当位，则如日月照临，光耀天下。《符言》是鬼谷子智慧的体现，也是君王治理天下的重要谋略。其中重要的方法是得饶人处且饶人。俗话说：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改之，善莫大焉。何必不忘对方的过失，使自己成为心灵的囚徒？纵观古今，优秀的政治家，都是因为大度能容，才使天下归心，身边聚集了一批文武人才，从而成就了千秋霸业。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，能谅解对方的错误，以宽广的胸怀待人，必能赢取肝胆之心。

 

4.伯乐相马，选贤任能

 

人们常说“知识就是财富”。在所有的资源中，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一种资源。作为统治者，如果能做到“人尽其才”，那么事业就有希望。但人力资源的整合，需要花费很多精力。如何进行人事安排呢？鬼谷子认为：“君因其政所以求，因而与之，则不劳。圣人用之，故能赏之。”

 

春秋时伯乐相马的故事值得借鉴。自古以来，就有许多拥有真才实学的人，生活在社会底层难以得到赏识和重用。这些人像千里马一样，需要发现和举荐，不然就会“祗辱于奴隶人之手，骈死于槽枥之间”。作为举荐他人的伯乐，说话做事要凭良心，实事求是。有才的人被任用，不仅是一人之幸，更是国家社稷之幸。相反，如果用人不当，则是国家的不幸。君王任用人才唯有善始善终，国家民众才能深受其益。

 

比如，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不计前嫌，任用了曾经辅佐过公子纠的管仲为相，并尊之为“仲父”。受到重用的管仲，帮助齐桓公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因地制宜，发展农商，使齐国逐渐富强起来，为称霸诸侯奠定了基础。管仲认为，君主要创建霸业，首先要能识贤、用贤，防止小人的蛊惑。

 

不善授权，终将累及自我。作为统治者，不仅要能识人辨人，更要能够知人善用，因才授职。如果不能合理安排，而是事事亲临，难免分身乏术，穷于应付。诸葛亮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受到后人敬仰，但他“事必躬亲”的方法，也遭到批评。“事无巨细，必躬亲之”，什么事都亲自处理，忙得没日没夜。司马懿听说后，断言：“亮将死矣。”不久，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。

 

选贤任能适当授权，以众智为己智，以众力为己力，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既不用事必躬亲，又不脱离民众。汉高祖刘邦总结经验：“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馈饷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

 

此三者，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”刘邦可以说是驾驭臣下的典范。善于任用刚健能为的大臣，辅助自己君临天下，正是其明智之处。对于人才的运用，做到委以重任的同时，又要适当加以控制。从传统文化来看，个人如果拥有了权力，假如道德修为较低，制度上又缺乏监督和管理，那就很容易堕落成为危害国家和民众的“硕鼠”。这是值得注意和警惕的。

 

5.民心向背，至关重要

 

“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。”作为身居高层的统治者，只有深入了解民生疾苦，才能管理好国家，获得广泛支持。鬼谷子在本篇说：“一曰天之，二曰地之，三曰人之，四方上下、左右前后，荧惑之处安在？”君主要把握天、地、人三才之道，以及四方上下、左右前后的情况，多向圣贤询问，遇到事情就不会迷惑。以上所讲指君主要广泛吸取意见，关心民生疾苦。治理国家在于民心，能够顺应民心，得到民众扶持，就能维持稳定，这也是本篇的重要观点。

 

孟子说：“民为贵，君为轻，社稷次之。”由此可见，民众的力量不可忽视。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海内，建立了强大的帝国。但他推行严刑峻法大兴徭役，很快失去了人心。秦二世胡亥更是昏庸暴虐，不仅杀死了兄长扶苏，还采用赵高的建议，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处死了大批功臣。受到牵连而被杀的人不计其数，全国处于极端恐怖氛围。朝廷混乱官员营私，百姓更是水深火热。仅仅三年，秦王朝便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所推翻。

 

司马迁评价秦朝灭亡的历史，说：“群臣人人自危，欲畔者众。”如果统治者不施仁义，只用强权压制臣民，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，就会引发民众的铤而走险。可见，凭借手中的权力和地位嚣张一时，结局往往不会很光彩。就是有权有势如君主，也并不是天下的主宰，真正的主宰是民心向背。

 

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唐太宗把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。纵观古今，每个王朝的建立和颠覆，都验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潮流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。

 

6.赏罚分明，公平公正

对于统治者来说，只有做到取信于民赏罚分明，才能维持良好的社会风气。“用赏贵信，用刑贵正。赏赐贵信，必验于耳目之所见闻；其所不见闻者，莫不暗化矣。”鬼谷子认为，赏与罚关键在于“信”与“正”。有功不赏，人民就会消极处事，不思进取；有过不罚，人民就会放纵行为，任意懒散。

 

战国时的商鞅变法，从立木树信开始。商鞅将要推出新的法令，担心民众不信服，于是在城墙南门放了一根木头，声称若是有人把它搬到北门去就赏十金。一开始，大家都不相信，没人去动手。商鞅便将赏金增加到五十金。就有人将木头扛到了北门，结果获得重赏。由此得到了人们的信任。于是，商鞅下令颁布法令。

 

新的法令颁布了一年，秦国百姓前往国都控诉新法不便的数以千计。这时，太子也触犯了法律，商鞅说：“新法不能顺利施行，是因为上层人士带头违犯。”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，不能施以刑罚，便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刑，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字，以示惩戒。百姓听说此事，都遵从了法令。新法施行十年，秦国逐步走向富强，人们勇于为国作战，不敢再行私斗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。商鞅变法为秦始皇“扫六合、四海一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

俗话说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只有赏罚分明才能公平公正。规矩是一种约束，也是一种保障。刑罚的制定要勇于创新，与时俱进。太严格就会不利实施，太松泛则会遭到忽视。

 

有时候，赏不仅是论功行赏。特殊情况下，为了鼓舞士气，即使无功也要行赏。罚的原则是有过必罚。通过道德感化、说服教育解决不了的，就要给予惩罚，做到惩教结合，双管齐下，才能取得预期效果。因此，统治者管理国家，不要一味用柔，否则就会优柔寡断。法律无情，不管是谁，只要犯了法，就没必要讲情面。

 

现实生活中，经常有一些“以权凌法”的人。他们认为自己有了点权利和地位，就凌驾于法律之上，恣意妄为。这些人不受到惩处，社会风气很难根本好转。所以，赏罚的原则是：有功就赏，有罪就罚；执法严明，宽严相济。